最新证据显示，除了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之外，英国多家知名报纸可能也曾实施非法窃听，英国《每日镜报》和《太阳报》等已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

  英国法官莱维森领导的独立调查组14日开始了听证程序，已被捕的私人侦探格伦马凯尔的笔记本内容显示，他除了为已停刊的《世界新闻报》多名记者窃听外，也曾为《太阳报》和《每日镜报》搞电话窃听获取内幕信息，其中还提及到了其他一些小报的名字。

  私家侦探格伦马凯尔的笔记本在2006年的一次警方搜查中被作为证据封存，他因窃听英国王室成员电线个月。从莱维森法官披露的笔记内容看，马凯尔也曾受雇于英国《每日镜报》和《太阳报》，在所记录的内容中，清楚地写着28名涉案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名字，相关窃听任务达2266件，涉及5800名受害人。仅一名代号为“A”的《世界新闻报》雇员，就要求马凯尔提供内幕信息1453次。

  马凯尔习惯将雇主姓名写在笔记本的左上角，在14日的法庭听证会上，这个笔记本被作为证据呈上。法律顾问罗伯特杰伊说，《太阳报》和《每日镜报》的字样出现在笔记中，但没有人名可供指证。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领导调查的莱维森法官都不得不表示，他完全认同新闻自由与是英国民主的基础，但那些自由必须是在尊重他人权力的前提下实行。媒体应为社会生活提供最基本的全面监督，正因为此，媒体的任何失职都会对全体公众产生影响。

  在这个首次听证会上，莱维森法官对听证调查的法律依据作了说明，他还警告相关媒体，不能对出庭作证的雇员打击报复“穿小鞋”，如果这类行为属实，也将最终影响调查报告对各媒体企业文化与道德标准的评价。

  这是在今年7月间《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丑闻爆发后，英国首相卡梅伦经过与副首相及反对党领袖的磋商，亲自指派法官莱维森领导的独立调查。

  调查还将涉及新闻职业道德以及媒体与政要、媒体与警方的关系，审查媒体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的规模与程度及警方调查的初步结果等。涉案相关证人提供证词是调查的第一阶段，预计下周开始传唤证人。

  窃听丑闻的一再发生，受到指责的不单单是被爆媒体，英国政府及首相也因此受到牵连。自《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发生后，人们开始对媒体的力量产生了担忧。甚至有报纸开始讨论“媒体监督政府，谁来监督媒体？”的话题。此次再爆丑闻，难道真的是媒体自律失效？

  在英国，新闻传媒被称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英国也是新闻自律的有力支持者。英国新闻业依靠行业自律来规范新闻从业者的行为，新闻行业自律程度在西方国家里非常成熟的。

  但是在窃听丑闻中，新闻行业的自律组织和制度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也招致了英国政界和公众对其作用的质疑。

  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在电话窃听丑闻中，“报刊投诉委员会”的角色是缺失的，同时认为媒体的自我监管已经失效。

  反对党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说，在处理窃听丑闻方面，英国媒体监督机构新闻投诉委员会“完全失败”。

  “窃听门”丑闻发生后，国内学者纷纷讨论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春秋综合研究院联合《社会观察》杂志于今年9月举办“默多克在中国的影子”研讨会，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讨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窃听门”事件反映出来的，是新闻自由，或者说是西方新闻秩序的困境。

  复旦大学学者沈逸认为，“窃听门”丑闻，究其本质，是政府、媒体、受众三者博弈的结果。他从政府、媒体、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指出，这三者的博弈的基本规则是政府努力获取对信息流动的控制，影响受众的行为，最终获得选票和支持；媒体的终极目标则是利润，这是市场经济所规定的必然，但与媒体的社会责任存在着某种潜在的紧张关系；而受众因人数众多而容易在政治中产生影响。因此，就成为政府和媒体争取的对象。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凭借受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来影响政治，政治则反过来支持他的新闻集团获取利润。为了更好地吸引受众，默多克集团诉诸于煽情，乃至于滥用窃听，到最后爆出丑闻，重创了受众的信心。从这个层面来说，西方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取决于外部压力的被迫选择，也就是说，除非外部环境施加足够的压力，否则媒体并不容易做到真正的“自律”。进一步来说，这次“窃听门”事件，揭示了西方现有新闻秩序中诸多规则，如市场经济、新闻自由、等之间，其内在的紧张关系已经逐渐逼近可以承受的边界。

  旅法学者宋鲁郑指出，在西方现有的话语体系中，新闻自由往往还与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即强调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新闻自由。于是新闻自由问题就上升到政治制度问题，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

  张维为指出，在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媒体被看成是行政、立法、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默多克事件发生后，人们发现媒体能监督别人，但别人却很难监督它。这种单靠自律而不被监督的媒体势必会带来严重后果，此次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太阳报等爆陷入窃听门，与其说是事件的再发酵不如说是事件的再次延续，或者可以更直白的说，这是偶然中的必然。虽然英国的行业自律程度在西方国家已经算是很成熟。但是正如吕新雨教授在分析默多克是如何发迹时所说，默多克让新闻集团起死回生的奥秘就在于政治权力的支持。默多克通过这种媒体和政治的勾结，曾一度使得该事件被宣布“无需调查”。他所在新闻集团的力量不仅在于其掌握资本，更由于其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种媒体和政治的紧密联盟，已经成了西方民主政治中的突出特点。

  媒体是的载体，是民主体制的重要部分，之前落在默多克一人手里，之后又被《太阳报》、《每日镜报》等英国媒体所利用，根本的原因主要在于媒体受制于商业利润，也就是受制于资本，而一旦媒体和资本合作，就能产生巨额利润。于是媒体纷纷走上了资本化的道路。结果可想而知，被资本控制的媒体必然会被资本所操纵，民意被压制，最后民主成为资本的玩偶。

  英国新闻界再爆“窃听门”丑闻，与其说是西方新闻秩序的困境，倒不如说是西方制度本身的困境，只要权力与资本与媒体联合的模式不解决，“窃听门”事件永远得不到彻底解决。

  “窃听门”事件为何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这与中国本身的国情有关。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制度，媒体制度的改革幅度比较小，更多地保留了前三十年的制度。落后的媒体改革与政府体制和市场之间的不协调导致中国媒体面临诸多问题：

  罗岗教授指出，中国媒体在不知不觉间受到西方媒体的控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大多数都是拷贝CNN的。这样势必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追随西方媒体的报道的观点，而缺乏自己的价值评价标准，从而失去了自身对事件本身应有的立场，在不自觉间成了西方媒体的宣传工具。举例来说，路透社报道说卡扎菲之子被抓住了、了。这很明显是媒体战，目的是宣传之后去动摇那些还在抵抗的人，但我方媒体则不加任何分析地直接播出。

  寒竹先生分析了中国媒体特殊利益群体的私人性问题。他指出，一些所谓市场化媒体人常常以民意的代言人自居，而面对老百姓，媒体又以精英立场自居。结果中国的一部分媒体人士构成了一个团结、封闭，并且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团体，同时摆脱体制和民意的制约，特殊利益群体的私人性越来越强。

  新闻自由的理论和概念在纸面上或许十分美好，但落实到现实中不免面目全非。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新闻自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议题。从一系列“窃听门”事件当中，我们大家可以向西方学习什么呢？或许一下几点可以让我们留意：

  第一，新闻自由是一个历史过程，但不是西方垄断的专利，无需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捆绑一起。

  第二，新闻自由背后的依托不是纸面上的概念，而是国家、社会的整体发展和文明进步。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十分激烈，新闻自由最终要以国家利益为依归。

  第四，国家应推动新闻管理的法制化，同时需要借鉴西方政治正确的经验，确立自己的社会主流话语，比如媒体不应宣扬极端思潮，煽动社会仇恨和政治对立等。

  从“窃听门”事件，我国新闻媒体人不仅看到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更从中为我国新闻业日后健康发展吸取这次的教训。然而，从根本上讲，只有我们的新闻媒体超越西方，建立自己独立的新闻话语体系，才能最终确立中国人自己的新闻观，推动形成新一代的媒体新秩序。

  果然，有人跳出来了：硅谷CEO怎么帮中国说线岁佛得角门将找到新工作，身价翻了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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